从过去两年来看，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与人民币汇率走势表现出很强的相关性，随着人民币汇率贬值而不断减少。从2014年二季度起，中国开始面临持续的资本外流。尤其是2015年8月之后，外汇储备与人民币汇率均呈现迅速而大幅的变化。2017年2月，我国外汇储备跌破3万亿美元关口。此次外汇储备的下跌，市场反应较为理性，汇率变化比较平稳。2月8日，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下跌245点至6.8849，在岸价与离岸价分别在6.88与6.84水平上下波动。

2017年1月，我国外汇储备下降123亿美元，在预期范围之内。1月外汇储备在合理范围内下降，主要有以下原因：

首先，人民币汇率维稳消耗外汇储备。2017年1月，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从2017年1月3日的6.9488企稳上升至1月26日的6.8588，在岸价及离岸价均止跌反弹，市场预期持续好转。虽然从外部环境来看，美元略微走软，但是央行向市场提供外汇资金以调节外汇供需平衡，以达到稳定汇率的目的。这是外汇储备下降的最主要的原因。

其次，资本流出形势不减。从直接投资来看，201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DI）同比大增44%，超过同期实际使用外资规模，对外直接投资呈现净流出。趋势性对外直接投资净流出使得外汇需求增加。从其他形式的资本流出来看，企业和居民换汇动机不减，但企业偿还外债规模减少，同时居民换汇行为也由于资本管制而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资本外流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控制，因此外汇储备下降规模符合预期。

最后，季节因素影响。1月是居民春节假期境外旅游高峰期，居民境外消费活动使得服务贸易项下呈现季节性逆差增长。另外，企业偿债和结算等财务业务增多，外汇需求增加。

另外，美元回调走软，非美货币对美元的汇率总体出现反弹。外汇储备中的非美货币按照美元计量时，金额有所上升，这是外汇储备降幅收窄的主要因素。

不应过于关注我国外汇储备整数关口

目前，我国外汇储备仍然是全球最高水平。无论是从绝对规模，还是从其他充足性指标进行衡量，我国外汇储备均足以应对各项对外支出需求。

根据惯例，外汇储备被要求至少能覆盖3个月的进口和所有短期外债。目前，中国29982.04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可以完全覆盖。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2015年4月提出的评估外汇储备合适水平的新框架，新兴市场短期外债、其他负债、广义货币和出口是确定外汇储备水平是否适当的主要影响因素，并视固定汇率和浮动汇率的取舍以及资本管制程度，相机调整这四个因素的权重。根据中银香港研究员测算，中国目前较为适当的外汇储备水平应在2万亿左右。

另外，外汇储备上下波动属于正常现象。国际经济环境错综复杂，金融局势动荡，外汇储备无需过于看重“整数关口”。应当关注的是外汇储备变化中的结构性因素和趋势性因素，随时准备应对外部环境带来的挑战，营造安全的国际金融环境。

完善与外汇储备相适应的汇率制度

2017年，人民币汇率调整进入关键期。预计汇率全年基本保持稳定，支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的因素有如下几点：

首先，防范跨境资本流动风险的政策，其效果陆续显现。鼓励各类资金调回境内使用，支持跨国公司外汇资金集中运营管理，允许自贸区境外机构境内外汇账户办理结汇，实施本外币全口径境外放款管理，要求境内机构报送经常项目外汇收入存放境外信息，以及企业应当按照“谁出口谁收汇、谁进口谁付汇”原则办理贸易外汇收支业务，出口业务应按照合同约定及时、足额收回货款。2017年继续加大对各类外汇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

其次，特朗普对于弱势美元的言论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新兴市场货币，且其对人民币的强硬态度也有利于人民币汇率的坚挺和稳定。离岸市场人民币汇率与在岸市场的不同程度的倒挂，有助于恢复对于在岸市场人民币汇率的信心。

最重要的，中国经济增长仍然是相对强势的，这对国际资本仍然有着天然的吸引力。伴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步伐加快，境外企业与境内企业健康发展将推动中国经济再平衡，为对外贸易提供新的活力。

在2017年这样较为稳定的汇率形势下，完善与外汇储备相适应的汇率制度当属恰逢其时。以中国经济体量，汇率制度应该以满足大型开放经济体的外汇市场供需为第一要务，汇率制度应逐渐走向自由浮动。但这一制度安排首先应满足如下前提：

一、经济下行风险得到较好控制。在经济下行压力下，汇率贬值预期始终存在且难以消除，开放汇率制度容易引起汇率超调。目前，中国经济增速仍在下行，预计2017年GDP增速为6.5%。在经济增速下台阶区间，不宜过早放开汇率。

二、中国金融市场充分消化不良资产，没有系统性风险点。目前中国金融市场，潜在的风险逐渐浮出水面。未来几年，债券市场刚性兑付打破，银行出现大量坏账，系统性风险点需要系统性消除。此外，还需发展适应汇率波动、对冲外汇风险的衍生产品，为企业和个人提供丰富的外汇避险渠道。

三、以结构性改革安排建立更适应开放汇率制度的经济制度。汇率制度的开放，必然要求我国有相应的开放的市场结构。首先，国有企业对冲外汇风险的机制要建立在国企改革基础之上，国资委应对企业合理运用金融手段管理外汇风险有所放开。其次，加快国内要素价格市场化，平抑汇率浮动对于大宗商品价格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