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政府将奉行美国优先原则，采取减税、放松金融管制、贸易保护、重建基础设施、吸引制造企业回流、限制非法移民等政策举措来重振美国经济。其政策主张具有反全球化、孤立主义、民粹主义特征，全球经济格局将面临重大调整，国际环境的不确定性明显增多。特朗普政府表现出显著的鹰派强硬特征，指责中国汇率操纵，威胁加征45%高关税，甚至不惜挑战一个中国的红线来换取经贸利益谈判的筹码，这将会对中美经贸关系乃至我国经济发展带来许多重大挑战。

一、特朗普政府经济政策核心要点

美国具有强大的全球影响力和话语权，尽管特朗普竞选期间提出的部分极端主张未必会全部执行，但是必须高度重视其政策重大转向和趋势性变化。一是经济政策上，“特朗普经济学”具有反全球化（贸易保护+反外包外迁+反移民）、减税增支、扩大基建、废除医改、放松金融管制等特征，这将会改变现有的国际分工体系和全球化、自由贸易等趋势。二是意识形态上，特朗普“权威型民粹主义”体现为救世主意识、商人实利主义、树立敌人煽动民粹、反建制内政治正确、美国至上的实力外交等特征。三是外交政策上，特朗普美国至上的孤立主义，以“美国主义”取代“全球主义”，与传统的孤立主义不同，不是要闭关锁国、中立无为，而是要公平贸易、公平竞争、公平分担防务开支、更切实际地解决国际问题。

美国特朗普政府经济政策重点在于推进本国实体经济复苏、增加本国居民就业，使美国“再次强大”。主要包括以下举措：（1）财政政策，积极发挥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计划实施1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2）推进减税，降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其中企业所得税拟由35%降为15%，对公司海外利润回流一次性征收10%的鼓励性所得税；拥有两个孩子中产阶级家庭的个税减免35%；（3）就业政策，主张限制非法移民等低端劳动力入境，把就业机会留给美国基层民众；（4）贸易政策，主张加强贸易保护，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以及将中国认定为“汇率操纵国”，拟对来自中国的进口商品征收45%的高关税；（5）产业政策，鼓励苹果手机等美国制造业回流，否则将对这些企业销美产品征收35%的重税；支持国内传统化石能源产业加速发展，允许建造关键能源基础设施，鼓励煤炭、油气产品出口等；（6）金融政策，主张放松金融管制，建议废除《多德-弗兰克法案》等。总体来看，特朗普政府经济政策措施将更加激进，给美国自身和全球经济带来很大不确定性，需要密切关注和深入研究。

二、特朗普政府主要经济政策对我国相关领域的影响

尽管特朗普政府主要经济政策能否全部落地还存在变数，但我国应未雨绸缪，提早研究这些政策对我国的直接影响及其衍生影响。初步分析，以下几个领域需要重点关注。

（一）贸易保护政策的影响。目前我国是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2015年中美双边贸易额高达5583.9亿美元，我国对美出口额超过4000亿美元，对美顺差2600亿美元。特朗普认为，美国工人失去就业岗位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其贸易战的对象首先是中国。特朗普政府可能以把中国列入汇率操纵国为突破口，不承认我市场经济地位，针对我国有企业、知识产权保护等施加压力，按照WTO规则和美国内相关规定对我输美商品加征关税。机电、纺织服装、家具玩具，以及黑色、有色金属及制品等四类是我国对美主要出口品类，美国对其征收进口高关税的直接影响不容小觑。此外，特朗普政府可能退出TPP，一方面有助于减轻利用高标准贸易规则围堵中国的潜在威胁，也有利于中国积极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谈判。但是美退出TPP带来的逆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效应，对我国对外贸易和投资带来较大不利影响。

（二）降低企业所得税的影响。尽管特朗普竞选时提出的税率从35%降低到15%的目标过于激进，但降低企业所得税必定是本届政府力推的重点措施。对此，一方面应关注减税利好美国企业生产，对中国出口有正向拉动；另一方面也要关注美国企业经营成本下降会吸引全球资本及其对我国投资的不利影响。此外，随着美高技术跨国公司回归国内，全球创新链体系将会出现调整，减少对我国的技术外溢效应，影响我承接美相关新兴产业的业务外包。

（三）增加基础设施投资的影响。增加基础设施投资、扩大内需预计会成为美国刺激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但美国政府债务已经高达19万亿美元，未来将主要采用PPP模式吸引包括全世界范围内的社会投资。对此，应关注美国资本回流对我国投资的冲击，同时也要关注美国对我国出口品需求增长的正影响，及参与美国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机会。

（四）金融政策调整的影响。特朗普主张放松金融监管，认为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已经过去了，《多德-弗兰克法案》严重阻碍了美国民众从银行贷款。同时，美国货币政策回归正常化进程可能会加快，预期2017年美联储将加息3次。这些金融政策调整将会进一步推动美元保持强势，吸引资本流入美国，造成我国资本外流和人民币贬值的压力。

（五）对我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影响。特朗普政府经济政策对我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产生较大的不确定性，一是特朗普保守经济政策将影响“一带一路”建设的整体外部环境。特朗普“百日新政”提出大量限制性政策和措施使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升温，对我与相关国家开展国际产能合作、加强经贸往来产生一定阻碍。二是区域性对抗增强，恐怖主义威胁进一步加剧。以特朗普为代表的西方右翼势力使民粹主义更加突出，助长了反伊斯兰情绪蔓延，导致更加激烈的区域对抗，不利于我国企业在沿线国家投资的安全与稳定。三是挑战我核心利益，分散我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精力。特朗普政府对台政策充满不确定性，台海风险可能会升温，同时在东海及朝鲜半岛问题的政策主张也将造成我周边局势持续紧张，弱化我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影响力。四是美对“一带一路”的态度发生转变。特朗普政府很可能采取针对性措施，一旦美选择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势必冲击我战略推进节奏及在沿线国家话语权。

三、对策建议

（一）激活国内投资，有效降低资本外流的负面冲击。特朗普经济政策对我国投资影响较大，应加大改革措施落地，释放制度红利，增强国内投资信心，稳定国内投资。目前国内实体经济投资明显不足，大量资本脱实向虚倾向较为严重。但同时我国仍然拥有巨大的国内市场和庞大的储蓄存量，即使国际资本外流，未来也可以通过恢复投资信心，激活国内实体经济投资，有效对冲特朗普新政对我国固定资产投资的负面影响。

（二）加强和完善中美两国制度性沟通机制，力争降低美国对我国进口商品征收高关税幅度。与特朗普刺激美国内经济的政策相比，对来自我国的进口商品征收高关税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冲击十分严重。因此，在国内实施更加积极财政政策的同时，应充分利用WTO等现有国际规则，坚持“有理、有力、有节”的原则，加强和完善中美两国制度性沟通机制，力争降低美国对来自我国进口商品征收关税的幅度，降低对我国经济稳定增长的不确定性。

（三）适度提高人民币依市场变化贬值幅度，及时对冲美国经济新政影响。贸易条件是指我国出口平均价格变化与进口平均价格变化的比值。分析表明，美国经济新政策下我国贸易条件总体上有下降的倾向，政策叠加和高关税都会要求贸易条件进一步降低。这意味着我国有推进货币贬值的市场需求。因此，建议适度提高人民币依市场变化贬值幅度。

（四）降低企业税率应对特朗普经济政策的影响。减税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内容之一，2016年7月中央政治局半年度经济形势会议首次提出“降低宏观税负”，2016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提出“降低企业税费负担”。减税有助于振兴实体经济、拉动经济增长，以及平衡外贸进出口。因此，针对特朗普政府减税和吸引制造业回归政策带来的冲击，我国应当尽快出台减税措施，建议增值税普遍下调2个百分点，扩大可抵扣项，同时合并简化增值税税率；建议将企业所得税税率由25%下调至20%；小规模企业纳税起征营业额月标准提高到10万元；进一步清理和取消政府行政事业性收费等。

（五）坚持贸易自由化、投资便利化，坚定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抓住美国战略收缩特别是退出TPP的机遇，加紧实施“一带一路”等国际化战略，积极推进RCEP等贸易自由化进程。一是加强对特朗普政府执政理念、对华政策取向以及国际形势的分析研判，增进与特朗普政府的合作与交流，推动理解彼此战略意图，摒弃零和思维。二是做好应对政策预案储备。提高“一带一路”倡议下谋划国际事务的本领和能力，针对美可能采取的贸易保护主义，及时出台相应的指导、规范措施，引导相关企业有效应对。三是强化“一带一路”保障措施，补强“民心相通”和“资金融通”两大短板。推动与沿线各国文化、科技、教育、医疗等多领域交流合作，广泛开展各类社会公益活动，促进沿线贫困地区生活条件的改善，打下坚实的民意基础。同时要创新国际化融资模式，降低融资成本，提高金融支持保障水平。四是建立科学评估和预警体系，强化风险防控能力。加强对“一带一路”重要节点国家国情研究及局势预判，对暴恐威胁、政权更迭等重要风险实施有效监测预警，提升应对重大境外风险能力，为“一带一路”建设保驾护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