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部崛起战略实施十多年来,增速加快,在全国经济占比不断上升。如今,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中央又制定新的中部崛起规划,根据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提出了“一中心、四区”的战略定位,中部地区应该抓住机遇,直面挑战,促进中部崛起再上新台阶。
一、中部崛起的现状
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六省,国土面积102.8万平方公里,占全国陆地国土总面积的10.7%;2015年底人口3.65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26.5%。中部地区承东启西、连南接北,交通网络发达、生产要素密集、人力和科教资源丰富、产业门类齐全、基础条件优越、发展潜力巨大,在全国区域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
在建国后很长的一段时期内中部地区曾处于全国经济的中心地位。然而,改革开放以来,中部地区遭遇冷落,中部的经济地位不断下降,“中部塌陷”的提法应运而生,“中部塌陷”严重影响中国区域协调发展。2006年党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战略决策,2009年9月2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规划》。实施促进中部崛起战略以来,中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显著提高,中部六省发展速度明显加快,城乡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到2015年,中部地区实现生产总值十年年均增长11.6%,比全国平均水平高2.1个百分点。到2016年底,中部地区经济总量占大陆31个省市的比重由18.85%提高到21.23%,稳居四大板块第2位。在全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情况下,而且受山西省煤炭经济转型的影响较大,中部地区占比仍然上升近1个百分点,凸显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动力强劲。中部6省GDP增速除了山西只有4.5%以外,其它5省增速全部高于全国增速,其中江西以10%的增速与天津并列全国增速第四,湖北、安徽、江西三省的经济总量排名都比2015年前进一名。
当前中部6省市都已经在区域发展中找到自己的抓手,山西省谋划建设太原经济圈;安徽省沿长江发展,构筑皖江城市带;江西省以南昌、九江为支点,力推昌九工业走廊;河南省以郑州为龙头,着力建设中原城市群和中原经济区;湖北省围绕武汉市,着力建设武汉大都市经济圈;湖南省以“长株潭”为中心,打造长株潭城市群。中部地区自我创造能力和自主创新能力明显增强、发展活力竞相迸发、发展质量和水平显著提高,中部地区已逐渐走出“塌陷”困境,实现跨越式发展,中部地区已经站在了一个崭新的发展起点上。但是,当前世界经济依然低迷,美国新上任总统带给世界的依然有诸多不确定性,国内经济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速全面放缓,经济结构转型和经济下行的压力依然较大,中部地区如何发现机遇,加强合作、改革和创新,将中部地区带入加速崛起、全面崛起的新阶段是非常关键的。
二、当前中部崛起面临的机遇
1.国家高度重视
自“中部塌陷”的提法出现后,国家就对中部地区的发展高度重视,2009年9月国务院通过的《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规划》就已经看出,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中部崛起、东部加快发展,构成我国完整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这种东部带动中部、再由中部带动西部的区域经济发展格局,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最佳格局。新时期党中央、国务院仍然高度重视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紧紧围绕中部地区崛起,深化改革、发挥优势、创新思路、统筹兼顾,确保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社会和谐稳定。李克强总理指出,中部地区发展潜力巨大,要抓住战略机遇,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在改革创新和结构优化中实现崛起,为我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做出新贡献。为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新形势新要求,2016年12月国务院通过的《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十三五规划》,对中部地区进行战略定位,进一步明确今后十年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工作思路和重点任务,为未来中部地区的加速崛起和全面崛起指明了方向。
2.中部崛起规划的新定位
《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十三五规划》是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中部六省人民政府和48个有关部门及单位编制形成,并于2016年12月7日,由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规划》在继承原有对中部地区“三基地、一枢纽”定位基础上,根据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提出了“一中心、四区”的战略定位:即全国重要先进制造业中心、全国新型城镇化重点区、全国现代农业发展核心区、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全方位开放重要支撑区,确定了到“十三五”末的主要发展目标,明确了创新发展、转型升级、现代农业等方面的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这一新的定位显然是在原来“三基地、一枢纽”基础上的升级,实际也大大提升了中部崛起在全国经济发展中的位势。
3.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入新阶段
我国当前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都进入新的阶段,工业发展已经进入工业化的中后期阶段,未来中部地区的崛起一定程度是中部地区工业化完成的阶段,中部崛起必须加快推进以先进制造业为核心的新型工业化进程,充分利用劳动力成本优势、人力资源优势、工业基础比较雄厚的优势、以及有利的区位优势和基础设施条件,不断提升制造业的质量和扩大制造业规模。这是关系到中国工业化进程在未来能否加速推进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能否实现制造业大国的关键一环。而我国城镇化经过快速发展也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城镇化水平已经较高,但是,广大中部地区潜力还较大。2015年,中部六省城镇化率为51.2%,低于全国约5个百分点,处于城镇化中期的快速发展阶段,人口相对密集,大量农村人口需要转移,城镇化发展基础良好且潜力巨大。特别是中部地区是我国外出农民工的主要流出地,是落实全国3个1亿人城镇化战略中就地城镇化战略的主要区域。通过新型城镇化结合农业现代化,加快推进中部农业、农村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既纾解大城市发展的资源和环境压力,又实现基础设施投资收益的较大化。
4.一带一路助推中部崛起
中部地区地处中国内陆腹地,起着承东启西、接南进北、吸引四面、辐射八方的作用。从中国整体发展的角度考虑,中部就是中国的“腰”。这种特殊的位置既是中部地区的优势,在某种程度上也恰恰是一种劣势,因为中部地区没有任何海岸线,也没有任何国界线,即存在不沿边、不临海的区位劣势,政策环境总体逊于西部地区,缺乏对外贸易的便利条件。但是,自从新一届领导人上台之后,提出两个符合欧亚大陆经济整合的大战略,“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两者合称——“一带一路”战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总人口约44亿,经济总量约21万亿美元,分别约占全球的63%和29%,经济发展和合作潜力巨大。“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从根本上讲,就是为我国内陆和沿边地区打开国际市场通道,培育国际市场空间,完善国际市场规则,最终将开放腹地变为开放前沿,中部6省对接“一带一路”也将“内陆”变成“前沿”,中部各省通过参与一带一路各国经济发展,搭乘亚欧经济发展的快车提供了更为便捷的通道。
三、中部崛起面临的挑战及问题
1.推动经济增长的外贸和投资动能减弱
多年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得益于外贸和投资两个发动机。而中国外贸的快速发展,主要是中国加入WTO以后,依靠国内廉价的要素成本,年平均外贸出口增长超过20%。当前,虽然有外需疲软的外部因素,但是我国土地、劳动力等生产成本的持续攀升确实不争的事实,不少行业利润空间被挤压,有调查显示,61%的企业认为,土地等要素成本上升,对企业外贸发展造成很大的压力。尤其是对成本要素十分敏感的加工贸易领域。2016年按美元计,中国出口同比下降6.1%。影响中国外贸发展的不确定因素仍然很多,支撑外贸持续向好的基础尚不牢固。再就是经济进入新常态后投资增速显著放缓,尤其是产能过剩进一步导致扩大投资动力的缺失。从“十二五”开始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达到最高峰后就开始逐年走低,2016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同比为8.1%,创16年新低。而投资中占比较高的房地产投资,自房改以后,房地产市场兴起,带动相关上下游行业的高增长,从1999年到2014年,我国房地产投资增速一直保持两位数,2006年房地产投资增速一度达到36%,但是2015年房地产投资增速下滑到1%,2016年有所反弹,同比增长6.9%。在房地产库存仍然严重的情况下,即使我国的城镇化仍然有很大的空间,但是房地产投资显然难以再保持两位数的增速。
2.人才流失仍然较为严重
在我国改革开放后的快速发展中,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除了政策因素外,最主要的就是人才的因素。中部教育总体并非落后,但是人才流失严重,人才的流失既表现为熟练的业务骨干和高端人才涌向一线城市和经济更为发达的地区,还表现为广大中部地区高校毕业生的外流。作为中部地区人才教育的重地—武汉,每年都有几万高校毕业生涌向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中部各省普遍存在人才总量不足,与东部沿海发达省市有较大的差距,特别是高新技术人才和高级管理人才严重匮乏。同时,由于人才管理机制和运行机制尚不完善,市场配置人才水平还不高,传统的体制性障碍仍然得不到根本消除,影响人才作用的充分发挥,导致人才既存在总量的相对不足,又不同程度地存在积压与闲置的悖论现象。尤其是广大中部地区的中小城市普遍存在着“三难”问题:缺乏吸引力,导致埠外人才难引进;缺乏凝聚力,导致本地人才难留住;缺乏驱动力,导致现有人才难使劲。
3.地区之间的竞争仍然大于合作
目前,中部六省都有各自的“国家战略”,山西省谋划建设太原经济圈;安徽省沿长江发展,构筑皖江城市带;江西省以南昌、九江为支点,力推昌九工业走廊;河南省以郑州为龙头,着力建设中原城市群和中原经济区;湖北省围绕武汉市,着力建设武汉大都市经济圈;湖南省以“长株潭”为中心,打造长株潭城市群。这些战略的实施在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如产业竞争加剧、地方保护障碍难除、资源分配不合理等,纵向的合作明显不足,在南、北对接上还有很大的难度,这些都制约了中部地区的长远发展。各个省之间甚至是各省内部各市之间都出现竞争大于合作,区域分割明显的特征。而且各省份在高谈“中部崛起”的同时,还在做“两手”准备:湖南、江西加速融入泛“珠三角”;安徽则大力实施“东向战略”,加速融入长三角;山西则与“环渤海经济圈”的共建与合作取得了成效。这些两手准备虽然为各省发展寻找更多的出路,但是一定程度也削弱了中部的抱团效应。
四、新时期促进中部崛起的机制建设
1.加快经济发展创新机制建设
区域创新体系建设是中部崛起的重要推动力量,要靠创新把要素成本“减”下来。坚持比较优势导向与创新优势导向相结合,努力开创中部“双向突破”的发展新路径。要突破区域、省域经济的小圈圈,将中部产业发展置于世界经济发展的大循环,在世界制造业“产业链”中找准自己的位置,在参与国际竞争中缩小自身差距。实施知识战略,要将发展的视角从产品制造转向技术服务。坚持“内源动力”与“外源动力”均衡协调发展的原则,既要培育区域自身创新的实力与潜力,同时,要突出“以外促内”,“以输入带动输出”,将面向全国、面向世界,培育区域的吸纳应用能力作为区域创新体系建设的重要目标。突出区域创新体系的产业服务导向,重点建立面向主导产业的产业创新体系。突出企业主体地位,将以企业为核心、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作为区域创新体系建设的主线。以产业集群为导向,建设重点区域的创新体系。积极培育外贸新业态,引导企业剥离副业,强化核心。帮助中小企业实现外贸业务专业化、规范化,降低企业成本。鼓励出口企业善用外贸新业态,着力培育本土外贸综合服务企业,引导同类企业取长补短抱团闯市场。
2.加快人才机制的建设
树立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科学人才观,形成以用人单位为主导,政府、社会、个人和外资共同投入的多元化、市场化人才投资机制。制定短期与中长期人才投资规划和人才建设规划。培育适应市场经济的人才体制环境,通过深化改革,创新体制,坚决革除一切束缚人才创造活力的体制弊端与一切妨碍人才创造活力的做法和规定,推动各类人才的自由合理流动,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与中部崛起相配套的人才管理新体制。营造完善配套的人才政策环境。激发活力,探索集约高效的人才汇聚机制。建立科学的人才评价和激励机制。中部地区可以统一规划,建立各类人才的分类、分级、分层管理制度,改善宏观调控,建立高层次人才动态管理机制。不断扩大人才总量、盘活人才存量与调整人才结构、提高人才素质相结合,按照中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战略部署,依靠宏观调控与市场手段优化人才结构。加强6省在人才资源上的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实施区域人才一体化战略,加强区域人才合作,增强中部整体人才竞争力。同时,做好各层次和各专业人才从东部地区的回流或者留守外地高级人才为家乡服务的工作。
3.加强省际合作机制的建设
中部地区各省应该健全合作机制建设,做实一体发展。在做两手准备的同时不要分散中部抱团的精力,更不要各自为战,应该相容共生,共同发展。建立决策、协调、执行层面的共同推进机制,加大重大项目对接、重大事项合作和重大政策落实力度,在公共服务、科技创新、生态建设、文化旅游等领域实行无障碍合作,形成多层次、宽领域、全方位的合作格局。按照“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原则,加强产业协同,做大产业集群。加强顶层设计,按照各自比较优势,加强省际产业分工与协作,加快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农业产业化、旅游等领域的对接合作,提高区域产业综合竞争力,合力打造优势产业集群,共同培育世界级产业集群。交通是促进中部崛起的基础,也是中部抱团的纽带,促进互联互通,做强交通枢纽。进一步加强省际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对接合作,推进铁路、公路、水路、航空、港口、管道建设,打通断头路,加密运输线,构建中部地区四通八达、无缝对接的综合性、智能化交通体系,不断提升中部地区交通运输枢纽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