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经济运行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结构调整加快，产业分化日益明显。从宏观经济看，现代服务业发展迅速，新产业新业态竞相绽放，传统制造业不断萎缩。从工业内部看，高技术制造业发展势头良好。产业分化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因此，要顺应产业分化趋势，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利用市场倒逼机制推动行业转型升级，促进经济稳定持续发展。

1、第三产业成为经济增长和吸纳就业的第一主力

从产值方面看，2000年以来，第二、第三产业增长速度互有高低，差距不大，但从2012年起，第三产业首次超过第二产业，之后比重不断提高，2016年达到51.6%。增速持续高于第二产业，2013—2015年，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速分别为8.3%、7.8%、8.3%和7.8%。

图1：三次产业增加值及增速（亿元，%）

从就业结构看，1994年，我国服务业就业人口占全部就业人口的比重达到23.0%，超过第二产业；2011年，比重上升至35.7%，超过第一产业，成为吸纳就业最多的产业。特别是从2013年开始，第一、第二产业就业人员均呈负增长态势，新增就业人员可以说基本为第三产业所吸纳，第三产业成为就业的蓄水池。

服务经济加快发展是国家现代化的一般规律，经济发展的过程必然伴随产业结构的演进。一般认为，随着人均国民收入不断提高，劳动力依次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继而向第三产业转移，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从农业演变为工业、然后升级为服务业，这是产业成长和供给结构演变的一般规律。随着制造业专业化程度的提高和社会分工的日益深化，生产性服务需求不断衍生；收入水平提高后，生活性服务需求急剧膨胀，共同推动服务业加快发展。从国际经验看，多数发达国家都经历过由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的重大转型。美国转型时间为1950年前后，德国和日本发生在1970年前后，韩国发生在1990年左右。这一转型主要表现为，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开始超过第二产业，工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见顶回落，而服务业占比保持较快上升。比如，德国1971—1981年服务业占比年均提高0.81个百分点，而第二产业比重年均下降0.72个百分点；日本1969—1977年服务业占比年均提高0.69个百分点，而第二产业比重年均下降0.35个百分点；韩国1989—1995年服务业占比年均提高0.62个百分点，而第二产业占比年均仅提高0.01个百分点。

图2：三次产业就业人员及增速图（万人，%）

我国经济总量已稳居世界第二，201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8000美元左右，正处于中等偏上收入向高收入迈进的关键阶段，经济发展已进入服务业较快发展的新阶段。虽然第三产业已成为我国第一大产业，但从国际比较和我国国情看，第三产业发展水平仍然比较低，在经济发展中的比重仍然偏低。主要表现为发展相对滞后，国际竞争力较弱，区域发展仍不平衡等。在经济新常态下，要保持经济的稳定发展，有必要采取措施促进第三产业加快发展：

一是全面深化改革，释放发展潜力。尤需积极开放市场、打破行业垄断、鼓励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完善政府规制。二是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推动城镇化和第三产业发展良性互动。三是深化分工与合作，推动第三产业与制造业融合。四是不断对现有第三产业进行升级，提高国际竞争力，力争早日与国际市场接轨，加强服务出口，大力提高服务贸易在国际市场的份额。

2、正确认识服务业比重的变化

首先，服务业比重并不是越高越好，也不是提高得越快越好。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Dani Rodrik在2015年的一篇论文中指出，一些拉美国家未能充分利用完整的工业化促进经济增长，在人均收入较低的水平上，第二产业比重就达到了峰值，导致了经济增长停滞，甚至进入中等收入陷阱。我们要清醒地意识到，除了服务业自身发展的因素，外部市场需求萎缩、欧美国家再工业化、要素成本上升以及满足高质量需求的有效供给不足等所导致的第二产业增加值增速下降，也是当前我国服务业比重相对上升的重要原因。服务业特别是现代生产性服务业，是推动第二产业尤其是制造业优化升级的重要力量，如果第二产业比重在短时间内下降过快，这恰恰反映出服务业对实体经济转型的支撑是不足的。

第二，要更加重视服务业的内部结构升级。服务业并不是高端产业的代名词，未来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很大程度决定于服务业内部的升级。对于餐饮、家政等劳动力密集型服务业，其增加值比重提高更多依赖于相对价格的增长，对经济增长的短期效应明显，但长期作用将趋弱。对于金融、房地产等资本密集型服务业，虽然近年来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很大，但其统计方法并不考虑不良贷款、资产价格波动等风险因素对未来增长的影响，容易被高估。软件和信息、科研设计等技术密集型服务业，作为制造业向高端进阶过程中分工细化的产物，是服务业中生产率提高最快的部门，也是推动经济长期增长的潜力所在，其产值变化才更能够反映服务业内部结构的优化。

第三，要认识到制造业对服务业发展的支撑作用。制造业内部的转型升级所带来的生产率提升和劳动者收入提高，在供求两个方面构成了服务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量。世界银行Shahid Yusuf等人2012年的研究指出，即使是纽约、伦敦和东京等以服务业为支撑的世界级城市，也因过早去工业化错过了从新兴工业中获利的机会，在金融危机中暴露出产业单一化和实体经济空心化的弊端。在发达国家加紧实施再工业化、发展中国家也在加速工业化进程的背景下，我们应推动体制改革以引导资源在实体经济领域优化配置，发挥比较优势以稳住制造业的发展速度，依托制造业升级促进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在推进工业现代化的基础上实现服务业的高端化。

第四，服务业比重过快上升有可能不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状况。金融、法律、会计等高端服务行业固然能创造高收入的岗位，但这只针对高学历者。对于原来处于第二产业的中年劳动者而言，再培训难度很大，人力资本积累需要一个过程。如果产业调整过快，在人力资本结构相对稳定的情况下，许多蓝领工人以及制造业的低端白领将面临失业的威胁，或者转入收入较低的低端服务业。

第五，服务业比重上升过快容易导致经济失速。当第二产业增速下降过快，生产效率较高的新兴服务业又无法在短时间内成为主导产业时，资源将更多地配置于效率较低的传统服务业，导致经济降速。近30年来，在美国服务业比重提高超过1个百分点的六个年份中，其经济增长速度无一例外都比上年出现了下滑。考察美、日、德、法四大经济体“服务业比重提升”与“经济增速与上一年变化”的关系，两者呈现较明显的负相关关系，特别是当服务业比重提升的速度超过1个百分点时，各国当年的经济增速有较大的概率出现下滑。

从国际经验来看，工业稳定的意义不容忽视。日本、韩国等经济体在成功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过程中，虽然服务业占比稳步提高、农业占比逐年下降，但工业占比基本保持在40%左右。与日韩不同，部分拉美国家落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其GDP结构变动上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在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的关键期时，工业占比下降过快，形成了所谓的第二产业空洞，导致了经济发展后继乏力。特别是，一个国家经济体如果说要维持6%到7%这么一个经济增速的话，放眼全球找不出任何一个国家仅仅依靠消费依靠服务业可以达到那么高的增速，美国的服务业占美国增长水平3%左右。如果要稳增长的话，第三产业的发展就一定不能以第二产业的下降为代价，第三产业需要继续发展，第二产业也必须有所作为。

特别是在目前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和投资效益系数均低于第二产业的情况下，从提高整体投资效率以及维持经济稳定发展的角度出发，切勿急于重“三”轻“二”。

表1 分主要行业的投资效益系数及分不同阶段平均增速（%）

注：以2010年价格计算

表2、劳动生产率及平均增速（万元/人，%）

注：以2010年价格计算

3、高技术行业发展优势明显

2015年，新兴产业成为世界各国应对全球经济复苏缓慢、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共同选择。美国以新能源驱动产业新格局，欧盟通过新兴产业与传统优势产业紧密结合发力，日本采取持续高效产业政策引导长期需求和未来产业布局，韩国力推大数据产业拉动创新创业，巴西运用生物能源产业优化传统优势农业。

表3、规上工业企业和高技术产业情况（%）

我国正处于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的关键时期，战略性新兴产业对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日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显著提升，助力形成“互联网+”新经济领域，区域集聚发展态势明显，企业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有利于产业发展的政策环境不断优化，国家加快在集成电路、智能制造、新能源汽车等产业的布局，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等产业将进入快速发展期。战略性新兴产业众多新增长点正在形成，增长势头良好。2015年，613家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其营收总额同比增长25.3%， 是上市公司整体增速的近2倍；利润同比增长21.2%，高出上市公司总体增速8.6个百分点。2016年1-10月份，高技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0.5%和10.1%，增速分别比规模以上工业快4.4和4.0个百分点。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16.1%，增速快于全部投资7.8个百分点。

资本具有逐利特征，表3数据显示，高技术产业已经表现出明显的优势，意味着未来将吸引越来越多的资本进入。未来，需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逐步实现要素自由流动、要素价格主要由市场决定，形成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政府不直接干预产业的具体活动，着力于保持宏观政策稳定，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弥补市场失灵。政府在产业发展环境的营造上，主要是加强政策法律和基础设施建设，支持教育、研发、人才、信息等基础性能力建设，引导产业把握发展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