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展国际产能合作既契合相关国家推进工业化的诉求,又可带动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我国经济新常态下推进制造业提质增效的重要途径。作为一次具有开创性意义的尝试,战略的推进没有现成经验可借鉴,更无固定模式可参考。应稳中求进,克服急于求成,避免陷入“四重四轻”的误区。
一、重项目,轻规划
国际产能合作以项目建设为抓手,通过合作建设境外产业园区和产业集聚区,将中国的优势产能与合作国的需求有效结合起来。项目本身很重要,得到的关注也最多,但往往会使参与产能合作的各方产生这样的“误区”:开展国际产能合作就是项目建设,就是项目投资,只要能上几个“大工程”、“大项目”,就可以一劳永逸。显然,这种思维模式没有突破“凯恩斯主义”的理论框架。通过项目建设推动国际产能合作,更重要是为了提升中资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水平,增强中国资本和制造业技术在世界的影响力。如果缺少配套,缺少切合实际的规划,项目即便被争取过来,打开新局面的难度会很大。
相比于丰富的项目建设储备,一些地方规划则在内容上稍显单薄,没有在定位上进行精准的设计,存在着争定位、抢项目的倾向。为凸显本地区在对接国际产能合作中的重要性,“起始点”、“桥头堡”、“战略支点”被很多省份用来形容自己的定位。争抢定位更多是基于提升知名度的考虑,更多是为日后取得项目建设资源进行的宣传,背后缺少坚实的机制、路径支撑,也缺乏对自身优劣势的准确分析。将本省资源与合作国家的产业结构、市场容量、产业升级趋势做好对接,提升区域产业配套能力才是各省应该着重考虑的战略性问题。
建议:统筹协调,做好规划的衔接和评估。科学合理规划,做好央、地两级规划的对接、评估工作。一是利用全国发展改革系统上下联动建设的有利契机,加强中央对地方在规划制定方面的业务指导。具体的方式可以是举办规划编制的讲座,定期进行全系统的业务培训等。二是对地方规划执行情况定期进行评估和反馈,一方面吸取地方好的经验和做法,积极推广,另一方面对规划的执行情况进行督查,强化规划的严肃性和约束性。
二、重装备,轻人才
装备和人才是制造业升级的两个要素,通过国际产能合作实现制造业提制增效同样离不开装备和人才。但在实践中,装备往往看得见摸得着,购买新设备、更换新机器,企业不吝重金。人才培养本身具有周期长、见效慢和难度大的特点,需要对技能人才进行投入时,许多企业却收紧了口袋。多年来,与装备联系最为紧密的固定资产投资始终保持两位数的增长,但“适合全球化要求”的年轻工程师只有约16万人(2014年数据),不到美国的1/3,“重装备,轻人才”的倾向较为明显。
目前,开展国际产能合作需要两大类人才:一是制造技术功底扎实的高级技术工人。二是需要大批懂外语、懂外交、懂法律、懂经营的复合型人才。然而,我国在这两方面同时存在着人才“短板”。首先是高级技术工人短缺,企业“有米而无巧妇”。数据显示,目前发达国家高级技术工人占技术总数的35%左右,而我国只占4%,高级技术工人短缺近60万人。其次,由于缺乏复合型人才,企业很难适应国外投资环境和国际市场的竞争,我国企业跨国经营指数只有20%,世界顶级跨国公司的跨国经营指数一般在50%以上。
建议:一是优化高等学校学科设置,培育造就制造业转型升级亟需的各类人才,培养一批理工科人才和工程师。二是改变“重学历、轻技能”的人才培养导向,提高对高等职业技术学院的资源支持力度,提升高等职业技术学院在当前整个院校体系中的地位。三是设立“国际产能合作”奖学金。增加派出留学生的人数,重点培养小语种人才、工程技术人才、金融人才、政治法律人才。四是加强与产能合作国的联合办学,推动优质高等教育“走出去”和“引进来”,尽早培养复合国际产能合作需要的国际化人才。
三、重建设、轻环保
输出的产能集中在建材、钢铁、装备制造等领域,这些产业有两个特点,一是合作国的需求旺盛,在这些产业上存在产能不足的问题。二是产业能够迅速带来效益。对合作国来讲,“项目一上,黄金万两”。快速产生的收益很容易让双方在初期将精力放在“创收”上,对开工建设关注得多,对环境保护关心得少,无暇综合考虑能源消耗、环境保护等因素,从而走入“重建设、轻环保”的误区。
当前,绿色、生态已经成为全球制造业发展的理念和共识,忽视、违背这一理念,必将与制造业发展的主流格格不入。此外,在项目建设过程中,环境、生态标准往往成为激化矛盾的导火索,成为国际反华势力攻击中国产能输出的借口。在生态化已经在全球取得共识的背景下,推进国际产能合作落地同样不能忽视环保因素,不能以牺牲合作国家的长远利益和生态环境为代价。否则,对内既达不到“通过国际产能合作倒逼企业进行绿色生产、加快转型升级”的目的,对外也将授人以柄,留下“掠夺式开发”的印象,对“中国制造”、“中国品牌”将带来无形损失。
建议:一是严格按照环保规范设计审批,同步发展环保设施和项目建设,并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加强检测和反馈,不断完善改进。二是多与当地的环保NGO组织沟通,耐心解释介绍在环保方面采取的积极措施,避免项目建设受到普通民众的误解。三是建立企业境外环保主体责任的国内追溯机制。企业走出去,行为是商业行为,但最终代表和体现的是国家形象。因此,建议强化环保责任的国内追究机制,对于在国外因超标违规排放、不顾生态环境盲目决策造成严重后果的,必须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四、重收益、轻风险
基础设施建设是推动国际产能合作的重要载体。既然是项目建设,首先考虑的自然是项目的收益,这也符合市场经济的规律,本无可厚非。但收益和风险从来都是相生相伴的,收益往往可见并且人们愿意去看到收益,风险则恰恰相反,不易被发现,人们也不愿意去主动面对风险。这样的思维习惯和定式可能会衍生出“重收益、轻风险”的倾向。
沿线国家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利益诉求各不相同、国家关系错综复杂,存在地缘政治风险和投资安全风险。从地缘政治角度看,大国角逐使区域局势复杂化,美、日对中国优质产能输出的刻意排挤,合作国或多或少对我国输出的产能存在着疑虑,担心是落后产能在空间上的简单平移。从投资安全的角度看,合作国家范围广,法律、法规的一致性、完善性和连续性等问题不容忽视。种族、民族、宗教等问题相互混杂、交织联动,严重影响社会稳定的同时,也极有可能抵消其参与产能合作建设的积极性。
建议:一是必须做好风险评估,建立一套可接纳、可互动、可互补、可操作的风险防范机制,加速推进编写《产能合作国别指导意见》。二是秉承“共建”的原则,通过共建管控分歧,减少干扰。例如,对于美、日,尽可能与其国内的财团、大公司沟通,减少利益对抗,使之朝向至少不妨碍或少妨碍项目建设的方向发展。三是坚持“分享”原则。合作开发资源,提高就地加工转化效率,帮助合作国提升资源深加工能力,最终实现收益共享,风险共担。